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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成功的制度原因

“中国模式”成功的制度原因

编辑:EMBA总裁班

 对复杂的制度安排作简练的概括不失为话语建设的一个好方法。理解中国,特别是解释“中国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原因,可以把重点放在解读中国的国家性质以及中国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上。这种解读可以简称为“一国四方”——“一国”,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四方”指的是中国在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是“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在民主制度方面,是“协商民主”,包括决策领域内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制度方面,是“选贤任能”;在经济制度方面,是“混合经济”。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证。

“一国”——“文明型国家”

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伟大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重叠。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四方”——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一是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发挥领导和协调的作用。中国迅速崛起已成了不争的事实,但不少人还是认为“中国模式”的最大弱点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政党体制,因为“一党制”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民主制度,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制度将无法应对中国社会日益多样化和中产阶层壮大带来的挑战。其实,中国成功的关键原因就是包括中国政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个安排还可以继续改进,但它的生命力非常强盛,因为背后是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传承,同时也汲取了红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许多营养。

中国协商民主包括“新型民主集中制”这种决策体制。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决策比较能够考虑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中国政治制度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能力大概是世界上最强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今天已经形成了“谋定而后动”的共识,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新型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请进来,走出去”等一系列具体的程序和方法。

从传承来看,中国协商民主和决策制度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强调的“兼听独断,多其门户”的理念,继承了“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种从长计议的传统。同时,也借鉴和发展了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曾经对苏联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苏联模式走向僵化,苏联模式下的民主集中制越来越变成了只有集中,没有民主,甚至变成了“一言堂”。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首先把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成分大大加强,这也确实是大势所趋,因为国家发展的任务越来越艰巨,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复杂,没有大量的专业知识,国家是无法作出正确决策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行广泛协商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成功地制定了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也由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性计划,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指导性规划。中国今天无疑已经成了世界上最能制定长远规划的国家,也是最能落实长远规划的国家。“新型民主集中制”是制度化的决策机制。以五年规划的制定为例,它基本上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进行成百上千次各个层面的磋商和咨询。正因为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宏观决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总体上高于许多西方国家的决策。

三是选贤任能。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是“选贤任能”。邓小平同志把中国最高执政团队的选拔看作重中之重,他讲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从思想传承看,这种“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表达的都是这个思想。如今,中国从上到下大致建立了一整套可以被称为“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的制度。大体来说,干部晋升必须经过初步考查、征求意见、民调、评估、投票、公示等程序。中国选贤任能的制度挑战了“民主或专制”这种陈旧的二分法。从中国的视角看,一个政权的性质及其合法性,应该由其实质内容来判断,这种实质内容就是能否实行良政善治、能否拥有勤政能干的领导人、能否使多数民众感到满意。

温斯顿·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已尝试的制度更坏。”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况可能确实如此。许多中国人将这句名言意译为“最不坏的制度”,也就是中国伟大战略家孙子所说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证坏领导人的出局。然而,在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应该永远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选拔出最卓越的领导人。这当然很难做到,但这种努力不会停止。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下下策”(保证应该出局的领导人出局)的结合。

四是混合经济。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它力求通过市场经济来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社会主义来保证宏观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计划与市场的混合;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混合;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混合。这种制度安排是对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的超越。

中国“混合经济”延续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民本经济学”,即经济发展首先是为了百姓福祉,为了“经世济民”,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与国计民生联为一体,经济与治国安邦联在一起。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不能处理好各类急难险重,就会失去百姓的支持。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引入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现代贸易制度、现代银行制度、现代融资体系等,以确保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并最终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总体上看,我们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又要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我们的“混合经济”不是机械地模仿西方市场经济,而是学习了它的长处,了解并尽可能地克服它的短处,并结合自身的条件不断探索体制创新。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的思路、方法、措施、组合拳,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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