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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恒鹏:医改新时局【复旦大学EMBA总裁班】

 朱恒鹏:医改新时局【复旦大学EMBA总裁班

复旦大学EMBA总裁班招生简章

2015年3月28日下午,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联合财新传媒共同组织的“复旦EMBA互联网医疗与健康产业高峰论坛”热烈举行。互联网医疗业界大咖共聚一堂,探讨互联网时代医疗改革及健康产业的发展之道,从不同角度勾勒出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的未来蓝图。

 

以下是我们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的三场主题演讲精彩实录——

 

 

从1997年国家开始管药价到现在,每年的医改重点都在于药价虚高。2013年国务院提倡促进健康产业发展后,医改的焦点更多地投向产业界,这让医改领域获得更多希望。健康产业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产业之一,健康、金融、互联网相互结合,将迸发更多医改机会。

 

社保不解决,医改之路会很艰难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迄今,医改始终围绕药价。医改出台了诸多内容与文件,但是医改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八项:1.降低药品和医用耗材价格(取消药品加成);2.理顺医疗服务价格;3.落实政府投入责任;4.医保支付方式改革;5.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6.法人化,完善法人治理机制,院长职业化;社会声誉机制+法治;7.社会资本办医+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革改制;8.医保经办体制改革。从这八项来看,医改的思路方向存在哪些问题?

 

相当一部分,特别是医疗卫生界人士认为医改思路没错,至少认为前六个问题要解决,第七个、第八个不重要。从浅层次上看,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原先是卫生部、发改委、监察部中纪委负责;第二个是医疗服务价格是由卫计委负责;第三个由财政部负责;第四个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由医疗部负责;其他各项也分别有相关部委负责。如果十多个部委协调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医改就能成功。一旦各个部委之间配合不够,医改就会面临诸多困境。

 

现在我们单独探讨社会医保。今年卫计委牵头管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类似于日本和德国的社会医疗做法。但事实并非如此。德国和日本的称为社会医保,而中国的医保则是政府医保,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区别。简单地说,德国、日本的医保,是社保切入药品价格的谈判,价格并不由政府决定,但中国并非如此。这个问题很关键,它涉及到后来医改的发展。社保的问题不解决,互联网医疗的发展之路会很窄。

 

分级诊疗其实就是分工协作

 

医改工作难做,但百姓的需求和政府职责都决定必须要做。这涉及到两个具体的措施,一是服务医疗药品价格,要做分级诊疗。2009年开始医改,老百姓的自费比例下降下降到了50%以下,但自费金额不但没下降,反而有所上升。过去5年中,特别三甲医院疯狂增加,好医生去三甲医院,患者去了三甲医院,老百姓看病更难,更贵。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去年总书记到镇江去视察,说三级医院暂时这个局面不能再持续了,因为三级医院像战场似的,天天人满为患。

 

分级诊疗,即常见病、多发病在社区医院诊治,急诊到三级医院,普通病到二级医院,康复去康复医院。每轮医改都在提分级诊疗,但现在分不成,因为三甲医院几乎通吃。北京医保资金门诊支出中88%去了二三级医院,其中超过60%去了三级医院,上海的情况也类似。

 

分级诊疗思想并不复杂,这就是一个分工协作的体系,一个让老百姓看病方便、让医疗成本最低的分工协作体系。

 

这种体系如何形成?一个理念就是卫计委的理念,由政府来做,政府安排哪里有什么样的医疗机构,什么样的级别,什么样的医生,这个安排正好符合老百姓的需求。这个医疗机构布局、数量、规模、结构既不多也不少,既没有资源浪费,也没有造成老百姓不方便,这个是区域卫生规划。另外一个思路,就是让医生来做,医生觉得适合哪个地方做诊所,哪个地方适合建专科医院,然后去建设,简单说来就是市场。分级诊疗是对的,但这个体系由政府规划分工协作,还是由社会上的医生自己摸索形成,这是不同的思路问题。

 

马云说30年后医生找不到工作,我同意这种说法,虽然我相信30年后有更多的医生,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数据分析能力的提高,靠专家辩证的东西就能走向精确的判断。举例来说,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教授把葡萄酒的品质参数和高级别的品酒师来匹配,当人把葡萄酒的年份、区域、数值代入公式计算即可得出它的它的品质,导致品酒师的职业立刻变得不那么不高大上。Christensen教授认为医疗也会走向这一步,只要有准确的数据,医疗就会变得很简单。

 

现在整个医疗全部在所谓辩证施治阶段,需要医生长周期的学习和培训,事实上不完全是如此。新的技术,新的模式走向现实需要一些制度安排的要求,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对标准化、精确性也有诸多要求。

 

医疗创新、互联网的创新为什么特别重要?因为互联网这一轮带来的创新给中国带来了弯道超车的机会,对于互联网医疗也是如此。英国花了高额度标准培养了一批全科医生队伍,形成了分级诊疗体系,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发展分期诊疗可能需要30年。但是互联网这种创新给我们带来一个弯道超车机会,英国是一个全科医生服务1500人,而我们现在10个全科医生可能服务15万人,因为互联网,因为有精确医学。先进国家的技术进步,后发国家可以照搬照学,但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制度能否赶上,产业模式与制度是否匹配。对于中国来说,互联网金融或者支付宝等,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是体制存在一个问题,所以新技术、新模式有制度能力,或者叫监管套利。对于我们今天的互联网医疗来说也是如此。

 

人事制度是“弯道超车”的关键

 

医院分级、专医院发展、锁诊所发展,这些要医生,这就涉及到医生能不能出来干,愿不愿意出来干,还有需要医保的支付来配合。这一次机会我们能不能抓住,能不能实现弯道超车,一方面是看业界怎么做,另一方面是看政府给不给机会。至少在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医疗方面,我看到诸多部门思路是管,想在现有的监管框架让新东西来适应这个框架,但新东西要有新监管模式,所以政府能不能放权就是关键。在医疗方面,政府现在最需要把医生放出来,否则现在的互联网医疗都在医疗的门口转圈子,没有进入到最核心的东西。

 

因此,医疗改革第一个是放人,关键就是人事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复杂,因为我们要让医生思考把诊所放在哪里,怎么让老百姓满意?而不是让医生想如何写论文,如何巴结院长,如何调到三甲医院……人事制度不改,互联网医疗改革就一直在门口摸。

 

不过从现在开始,有两个大政策障碍突破了。第一个是去年国务院出台一个政策——《事业单位人士条例》,该条例规定事业单位实行全员招聘,全员合同,全员加入社保,这就是打破铁饭碗碗。以前在公立医院不交社保,养老金很高,离开公立医院则养老金很低。特别悲哀的是,45岁离开医院,交社保也没有养老金,这个条例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落到实处还需要努力。现在还需要修改《执业医师法》,我认为医生应该自由开办诊所。接下来还应该进行公立医院改革,但是这个很复杂。要让医生愿意出来,要让领导支持这样的改革还靠在座的人士,当你在市场上给医生提供机会,让老百姓觉得满意,政府觉得财政负担更低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

 

我的结论,一个是人事制度改革,一个是医保支付制度,我们希望社保能够把眼光转过来,关注互联网医疗,落实这些模式,方便老百姓看病,这才能让我未来十年的健康产业成为最有希望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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